所谓建构方式是指内容生产者为实现生产意图与目标而采用的路径选择和手段方法。

如何通过符号来表现女性内心的挣扎和困境，又是如何通过多样化的叙事策略将电影中的情节编织起来表现女性形象的。

“符号是人类创造并使用的记号，是一种表征和感知意义的媒介。”符号是一定意义的承载体，符号的作用就在于让我们寻找尚懵懂无所知的意义。

女性电影在表意的过程中通过符号的组合来创作电影文本，作为观众的我们又通过对符号的解读来揭示创作者想表达的意图。

从女性主义的视角出发去解读女性电影中塑造女性形象的符号意蕴表达，揭示创作者通过这些符号建构了怎样的女性形象。

造型外化人物形象

陈犀禾和吴小丽在《影视批评：理论和实践》中提出“在电影电视中，我们可以发现有些编码规则属于一般文化的编码规则，有些则是影视媒体特有的编码规则。

例如，服装的规则存在于现实中属于一般的文化规则，但它同时也决定了电影电视中演员的服装所传达的意义。”造型是展现人物形象最直观的手段，通过造型服饰就能让观众很快判断出该人物的性格特征和角色定位。

电影创作者依靠造型这一充满符号象征性的外在手段作为最简单、直接地表意手段。波伏娃在《第二性》中认为“打扮的这种社会含义，使女人通过自己的衣着方式，表达她对社会的态度。

在女性电影的创作中，造型也是表现人物形象的重要手段。

在《我的姐姐》中，安然以一头利落的短发出现在银幕之上，前期安然在影片所穿的服装大部分以衬衣和宽松的裤子为主，服装的颜色饱和度较低，以莫兰迪色系为主，这些外在的人物造型增加女性的少年感，为她独立自主的人物形象做铺垫。

电影后半部分裙子开始多次出现，服装颜色也更加鲜艳，结尾选择了明黄色的裙子，表现了安然的转变。

《送我上青云》中的盛男是一个独立自主、倔强的记者，她一出场就是深色的卫衣加皮衣，背着一个大双肩包，一顶帽子遮盖住了长发。整个电影中的衣服都是以黑色和深灰色为主，款式简洁，出现的服装也较少。

这些中性十足的服饰表现了盛男沉着冷静、独立自主的性格特点。在影片中除了约会李光明涂了一次口红，其余场景中都以素颜出现。

而盛男的母亲开着粉红色的车，衣服颜色也更加明亮，多以粉红色、白色为主，手指上有红色的指甲油，嘴唇上涂着鲜艳的口红。

盛男无论是服装颜色还是妆造都和自己的母亲形成了强烈的反差，体现了两个人的截然相反的性格特征。

盛男是独立自主、不会依附男性取悦男性的女强人，而母亲缺乏安全感，更习惯于依赖他人，将自己的命运寄托在他人身上。

行为反映人物性格

相对于造型对人物形象的展现，行为方式更能体现人物的性格特征。在女性电影当中通过行为方式表现人物最经典的当属《无穷动》中一场吃鸡爪的戏。

四个女性形象完全不同于以往的女性角色，她们肆无忌惮地讨论着”性“和男人，通过吃鸡爪来表现自己的情欲。

四个女人吃鸡爪的情节持续了近7分钟，在7 分钟内镜头在她们之间来回切换，捕捉她们的行为动作。四个女人，有的缓慢地吮吸、撕咬，有的一口吞下，有的尽量保持优雅的姿态，她们享受这个吃鸡爪的过程。

红色的指甲和嘴唇、毛孔粗大的皮肤，肿胀不再娇嫩的双手都让屏幕前的男性难以接受，导演宁瀛通过近距离展现四个女人的吃相，表现她们内心无穷涌动的欲望，同时也打破了男性窥视的欲望。

除了吃鸡爪之外，四个女人会毫无顾忌地大笑，琴琴用大笑来掩盖自己出轨妞妞丈夫的心虚，平燕妮用大笑来张扬自己的性格。

拉拉最后读完暧昧邮件后歇斯底里地大笑，无法相信她的情人是一位如此风流成性的男人，在有多个出轨的对象的同时，和一个18岁的女孩儿死在了一起。

在《春潮》开头，郭建波采访一位性侵女学生的老师，愤怒地把包扔到男老师脸上，又扇了男老师一巴掌，表现出郭建波是一个有强烈的正义感的记者。

郭建波紧紧地抓住仙人掌，看着渗出血点的手，把烟按在母亲的萝卜干上熄灭，都表现了对母亲的反抗和内心的压抑。《春潮》中的郭建波和《送我上青云》中的盛男，用吸烟来表现两人内心的烦躁和压抑。

电影是拍情绪的、拍气氛的，不是拍事的！在白雪导演的《过春天》中就通过演员的很多小动作，将佩佩的孤独感体现出来。

在深圳和香港之间穿梭的佩佩总是急匆匆地往返于两地之间，她选择了用耳机内的世界来当自己的避难所，以逃避自己内心在身份认同上和主体意识上的迷茫。

坐在车上刘子佩总是把头转向窗外，将她和车厢内的世界隔离开来，把人物内心的孤独感展现了出来。